核心提示:13日下午4时左右，西安市长安区太乙宫街办杏元村村妇邢小红在村里服农药自尽。37岁的她是该村现任村主任耿宝军之妻，在村民们眼里，邢是难以承受耿为村里修路欠下近30万元外债，才想不开的。

“房子最烂”的一家

    沿着翠华山进山路走一截，就到了杏元村。得知要到村主任耿宝军家，一村民指着一条新修的上山泥路说：“顺路走到山腰一拐弯就是，房子最烂的那家。”
    耿宝军的家的确“很烂”：不大的院子前孤零零地竖着一扇矮矮的门；泥土夯制的院墙已破败不堪，多处院墙只有不到半米高；透过残缺的院墙，院子、堂屋一览无余；院子里东西两间房子都是土坯的。正房倒是砖的，正中是堂屋加上东西两间厢房，此前一直住着耿宝军、妻子邢小红(身份证上为牛小红)和16岁的女儿、12岁的儿子和耿的父母亲，及耿一个未成家的哥哥共7口人。耿宝军一家3口(女儿上学住校)住在西厢房，屋子的多处墙皮已剥落，地面凹凸不平，显然是泥土夯成。
    屋子里空空荡荡，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一台旧电视机摆在屋北头的旧柜子上；床上没有床单，一条深绿色的毡子铺在褥子上；剩下的物件，只有一个燃气灶，一张看不出原来颜色的沙发，和一个堆满杂物、已看不出原本用途、类似柜子的家具。

为修路“把钱借遍了”

    “除了修路，我哥跟嫂子从没吵过嘴，嫂子和我妈妈(伯母)婆媳关系也很好。”已经搬离杏元村的耿宝军堂妹耿红梅说，“为修路，哥向我借了5000元，知道是修路要用，我二话没说，也没打算让哥还。”提起借款，现场七八个村民拿出借条，有3000元、5000元，还有10000元的，署名都是耿宝军。“我知道宝军借钱是为了修路。”一位村民说，“这钱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他还不是为了大家。”“看看主任的家，除了修路来回跑路用的一辆摩托车，没啥值钱的了。”村民何利明说，“就这辆摩托车，轮胎都跑秃了也没钱换，还是村民出钱帮他修的。”“远近亲戚的钱，宝军都借遍了。”一村民说，“他妈卖鸡蛋、柿子、野菜攒的一些钱也被他用到修路上。他连摩托车加油的钱都没有，经常是村民自愿掏上10元、20元帮他加油，手机话费也是村民10元、20元帮忙垫的。”
    路还没修好，耿宝军已把家里掏空了，欠下的施工款，施工方只能找耿宝军要。两年多时间背在耿宝军身上的债务已近30万。

“欠这么多钱，没法过了”

    13日下午4时左右，邢小红从外边回到家里，待了一会儿没有吃饭就出了门，发现邢神色不对，耿母跟了出来，邢却将耿母强行推开，掏出口袋里的农药喝下，旁边正修路的村民见状，赶紧将邢送到太乙宫卫生院，但为时已晚。
    “村主任光顾着修路，娃的学费还欠着，哪有钱办丧事，大伙自发捐款，凑了3000多元才凑合着办事。”村民何康绪流着泪说，“村主任媳妇想不开，主要是觉着宝军欠了太多债，压力太大。”“以前修路欠了近30万元，她(邢小红)说再修路就离婚。”耿宝军说，两人为修路的事正在闹离婚，“13日下午她来找我，说修路欠了这么多钱，闹得这日子没法过了，没想到……”话没说完，耿宝军嚎啕大哭。

“到哪里找这么好的村主任”

    杏元村有154户，其中三组、四组共80户住在山上，其余两个组都在山下。村民上下山的路，只有一条人能行走的小路，每逢雨天，小路被雨水、山洪一冲，“山上的人下不来、山下的人上不去”，由于山下已经没地，山上村民整体搬迁的想法也无法实施。修一条能行车的上山路，成了杏元村村民多年来的愿望。
由于不通路，杏元村三组、四组村民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种植柿子、核桃，和在少量的坡地上种粮，经济情况较差，不少村民都外出打工。村民虽然对修路热情很高，但受经济情况限制，村里自筹的款项只有二三万元。
    “按相关政策，我们的上山路属于出村路，区上按每公里15万元补助”，耿宝军说，“但按规定必须是路修好验收完后，才能拨款。”耿宝军认为这是个机会，村里筹些款，修一条5米宽、2.1公里长的上山路，能彻底解决三组、四组的通行问题，但整条路修下来需要一大笔资金。
    没钱也得想办法修路。2007年下半年开始，耿宝军开始筹划修路：路基让施工队先干活；材料款，想办法赊；需要启动资金，自己掏钱先垫上；家里没钱了，以个人的名义向村里人借钱……“由于没钱，一些路段由原定的5米宽暂时改成3.5米。”四组组长何小民说，经过两年多努力，路基目前已基本完了，部分路段也开始硬化。
    “2002年当选村主任到现在已是三任了，村主任为村里干了多少事儿啊。全村去年通自来水，也是耿宝军东挪西凑办成的，到现在他还欠下几万元外债。凭他的能力，不当村主任，日子肯定比现在强得多，到哪里找这么好的村主任！”村民何康绪说，“他就是我们的郭秀明！”
    “修路不仅能解决山上村民的出行问题，路通后三组、四组还可以发展农家乐，村里贫穷面貌能得到彻底解决”。耿宝军说，修路的事街办领导一直很支持，妻子不在了，修路的事儿还要继续，“这是村里几代人的梦，我一定要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