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阈下宗教融合趋势研究 ——以禅宗为例

跨文化视阈下宗教融合趋势研究

——以禅宗为例

阎雨  北京大学 

   本网讯：摘要：研究宗教学如果仅仅侧重于强调多学科的、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路径，则其跨文化、实践性的性质以及相关研究方法往往易被忽略，引发对宗教发展的融合趋势研究不足。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对话与融合是宗教发展的源泉，禅的中国化变革体现了文化演进的机理。宗教自诞生以来，就在不断发展、创新与融合。全球化进一步推动了宗教融合，禅的圆融、变通及多元代表了宗教融合的趋向。在多元文化对话的平台上，宗教文化“善”的共性有利于扩大交流互动，消解宗教冲突，走向宗教文化实践共同体。禅“众缘和合”的思维观为世界文明融合提供支撑与样本。

关键词：禅、跨文化、融合

    宗教信仰，作为一种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影响深远的社会文化现象，渗透到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从古至今，无论是个人的行为和精神世界，或者是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无不显示出宗教文化的深刻烙印。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引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进化论的自然主义方法论，并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广为接受。学者试图依照此范式把古往今来的宗教类型纳入进化的发展脉络中，诸如泰勒的精灵崇拜—物神崇拜、偶像崇拜—多神教—二元神教、一神论宗教图式，弗雷泽的巫术—宗教—科学图式等等。

    物质、宗教文化与社会的进化过程揭示出：宗教文化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文化的碰撞融合而不断演绎，成就今天的宗教图景。

1.1儒释道的融合

    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公元十三世纪初在本土消亡，在中国却得以渊远流长，与儒、道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三者由彼此独立到相互影响、流通融合，逐渐变成你中有我、三教合流、推陈出新，可谓是中华文明的奇迹。回顾这一历史，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对话与融合是宗教发展的源泉，“和合”是其终极的选择方式。

    佛教传入和道教形成基本都是在两汉之间。佛教为了扎根中华沃土，首先对传统的印度佛学进行改造，用“缘起”、“因果”、“无常”、“众生平等”等作为根本理论，适应了中华民族心理需求。在佛经汉译中借用道家思想和儒家语言，以便人们更易理解和接受佛教，例如将儒家的忠孝、仁爱等理念与佛家的慈悲，将五常、五行、五经与佛教五戒相会通。以道立身、以儒立世，为佛教立足中土寻找到理论依据，也在不同程度上将儒道思想纳入佛教。

    在社会教化功能方面，儒家作为立国之本，为社会提供了伦理规范，但在惩治社会罪恶方面缺乏有效手段。佛、道两教提出信佛、修道、行善积德可以成佛化仙、与道同体，反之将堕落地狱等观念，为普通百姓从善去恶提供了心理支撑。[]

文化背景方面，帝王崇佛、文人墨客翻译佛经、佛道义理之辩、高僧儒生学仙养生、以玄奘为代表的佛教对唐王朝“臣服”等，客观上都为三教互动及思想交流提供了绝好机会。唐玄宗就钦点三部经典《孝经》、《道德经》、《金刚经》并亲自做注，在全社会推广阅读，其中《金刚经》既是佛家也是道教的经典，“三教合流”基本定型。唐宋哲学发展的总脉络从佛教为首的三教鼎立，到以儒为主的三教融合，形成完整的儒教体系。直至发展为“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儒家侧重协调人与人的关系，道家侧重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佛教侧重协调身与心的关系，三者为各自的存在和发展寻找到空间，又相互配合得天衣无缝，共同为国人提供了心灵指引与人生安顿。

1.2禅宗—儒释道融合而形成

    经历了“三武一宗”的灭佛法难，佛教意识到发展自身最好的方法就是与中国文化主流相融合。禅宗对佛教进行了中国化改造，顺应了三教合流的总趋势，在五家七宗中一枝独秀。

    自达摩师祖至四祖道信遵循“藉教悟宗”、“依教明禅”的“渐修”禅风，研习佛教烦琐哲学与仪式、累世修行、财物布施等修行方式使修佛成了名门贵族的特权。直至五祖弘忍提出众生“心本来清净，不生不死，无有分别”，人“自然与佛平等无二”。六祖慧能提出:“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向心中作，莫向身外求”、“众生成佛”等佛性思想，涵化并延伸了儒家心性论的“性善”、人生下来就有“良知良能”、“知性”、“知天”、“天人合一”、“人人皆可以尧舜”、“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等思想，给中国心性论注入了新内容。

    在修行方法方面，禅宗通过打坐、静心、顿悟而明心见性与道家通过坐忘、心斋而悟道的修行实践相通，“缘起性空”与“道生一”、“不立文字”与“道可道非常道”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铃木大拙认为：“禅师的最明显的特质是在于强调内心的自证。这种自证，和庄子的坐忘，心斋和朝彻是如出一辙的。”

    佛教传入中国最初的教义过于强调出世思想，《梵网经》“出家人法， 不礼拜国王、父母、六亲， 亦不敬事鬼神”等提法不免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人伦规范及政治制度存在冲突。六祖提出“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敬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修行不由在寺，在家亦得”思想，强调修行回归人间，与儒家忠孝观、入世思想相互交融，解除了“重出世而轻世间，重度死而轻资生，重解脱而轻度众”的流弊，慢慢淡化了印度佛教过于浓厚的出世色彩，奠定了禅宗生存发展的基石。

    禅宗一面不断消除印度禅的苦修色彩，一面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汲取儒道伦理思想文化来变革自身内容，适应中国大众的心理需求，以其开放和融合最终被中华民族所认同，融入到民族文化和精神。

    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的主要内涵有四项基本观念，即：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为古代先哲成就儒释道文化融合互补提供了思维根基，亦为“出世的精神”与“入世的事业”之间寻找到桥梁。禅的变革不仅是宗教的变革，更体现了文化演进的“和”的机理。

    在“和”的共识基础上，不同类型的宗教信仰向会通的理性信仰转型，是宗教文化发展的动态历程。正如“实在唯一，圣者异名”、“诸神同一”，古往今来的宗教圣哲均已洞见到：宗教的本质是对“无限者”的体认和信仰，无论道、天、梵，或安拉、雅赫维、上帝、神等不同的称呼，都仅仅是从不同角度对“无限者”的称呼不同。从终极意义上来说，宗教派别之间的差异只是从有限过渡到无限的桥梁的差异，因而宗教派别彼此的地位平等。对话可以推动宗教信仰在源头、目标、内涵实质、价值伦理等维度相互交流，构建开放、融合的宗教共同体。例如，安伦教授认为，“对于信仰这样关乎人类根本的重大事宜，人类不应该、也不可能永久地停留在蒙昧、片面、局限、相互矛盾、迷信偏执的阶段。随着人类科技知识的高速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宗教信仰不可避免地趋于开放，共同接受科学和理性的检验。”“宗教信仰理性化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即将到来。”相对于西方宗教信仰中“神”作为创造者与“人”、“有限”与“无限”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禅的思想更具有自觉觉他精神，为化解宗教和世俗社会的危机，提供了积极主动的智慧与体悟的精进之路。

1.3巴哈伊教是融合而生成的新宗教

    宗教融合创造的另一个世界奇迹是巴哈伊教。它的历史虽然还不足200年，却成为世界最活跃的新兴宗教，就在于它的包容性。巴哈伊教的核心教旨有三条:“上帝唯一，宗教同源，人类一家”。巴哈伊教认为各大宗教的神灵本身是统一的，本质上都来自同一神圣的根源。一个人如果信仰巴哈伊教，并不需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巴哈伊教徒也可以自由出入任何宗教庙宇进行崇拜，所谓“地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

     它不排斥任何宗教经典，而且有选择的接受其中的教义。在论著中大量引用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经典文献、基本概念和问题。例如，它提出所有的宗教都来自上帝，各大宗教的创始人，如释迎牟尼(佛陀)、克里希纳、琐罗亚斯德、摩西、耶稣、穆罕默德等，他们都是不断演进的上帝的圣使。“人们所遵从的宗教法规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这些法规被启示的时代不同，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需要及其急需解决的问题。除了少数是人类背叛天意的结果以外，所有这些规诫都是神定的，皆反映了神的意志。”其他宗教信仰中的许诺都在巴哈伊教中应验，致力于形成“宗教同源、人类一家”的普世伦理，提出对终极真理的追求是人类尚未完成的使命。

    巴哈伊教还奉行中庸。巴哈欧拉提出：“在一切事情中，中庸之道是可嘉的。如果一件事被做过度，就会被证明是邪恶的起因。”在巴哈伊教看来，创造物中一切都是善，没有恶，恶的属性是后生的，这与孔子所说:“人之初、性本善”是吻合的。依托中庸思想就为“和而不同”、“兼容并蓄”提供了根基。巴哈伊教还主张科技与宗教的融合，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融合。巴哈伊教义“差异中的统一”的宗教思想融合了世界多元文化，就为所有宗教的信徒都敞开了大门，成为了积极的跨宗教的推动者，跻身于成长速度最快的世界性新兴宗教之一。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宗教文化的对话、吸收和借鉴，也为宗教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全球化的兴起并没有导致宗教的边缘化，相反却在全球范围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宗教复兴。目前世界人口约74亿，各种宗教信徒约占世界人口的85%左右。广义基督教信徒为24.6亿，约分布于世界242个国家和地区，伊斯兰教超过17亿，约分布于全世界204个国家和地区，巴哈伊教约分布于235个国家和地区，犹太教约分布于126个国家和地区。

    在福建泉州，北宋清真寺东北方向有开元寺，北面有元妙观、府文庙，西南方向有天后宫。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儒教集中在方圆一公里内，不同的信仰和睦相处。在泉州，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波斯、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诸种文化曾交融汇合，留下了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景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珍稀历史遗存，这里因此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多种宗教文化近距离的互相融合、和谐共生，这是历史长河中的文化融合在物理空间的体现。

     随着交通、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传播的高效率、便利性和低成本使宗教也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布教方式，推动了宗教文化的全球化传播和多元文化的复兴。跨种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频繁，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潜移默化的存在，影响日趋深远。

    历史证明，凡是与时俱进的宗教都能融合新的文化，获取新的发展能量，从而不断成长壮大。比如佛教由小乘到大乘的发展、基督教的改革而诞生的新教、由婆罗门教改革而产生的印度教等等，而凡是因循守旧、不思改进的宗教必然会消亡，例如祆教、景教、明教、通天教等等。

    新的宗教文化进入特定地域或人群后，宗教文化元素之间相互渗透是必然趋势。人们在了解新的文化理念的同时也会反思，甚至对原有的传统道德伦理和文化信仰产生怀疑、动摇，就必然会对原有的宗教关系与结构发生影响。全球化进程改变了地域宗教文化的初始存在形态。

    正统的宗教是建构和平的力量。宗教文化冲突固然存在，但在更长的历史范畴中考察，宗教文化的本真精神是整合而非排异，不同类型宗教之间基于交流、理解、互补而逐渐趋向于形成彼此和谐与和平共处的关系，即“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极端或异端主义则是借用宗教的名义，歪曲宗教教义，具有反宗教性，本质上并不属于宗教范畴。

    在生态问题、金融危机等世界性议题的影响下，各种宗教信仰不可避免地趋于理性、开放和对话。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不但需要互相尊重，更要深度接触、相互学习和自我改造，在不抹杀差异性和多样化的前提下，寻求人、神和宇宙共融的和谐之道，依托“诸神同一”、“诸法同归”和“宗教共同体”呼唤全人类共同的核心价值和道德体系，最终必然导致宗教的融合与趋同。

    中国佛教的圆融思想在世界各种宗教教义中独树一帜。宇宙万有为一整体，无尽缘起；万有同一而不妨千差万别，森罗万象，而本质上是“不二”的关系，诸法本来无碍，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圆融思想是中国佛教修持和世俗应用的基本精神，也与儒家、道家的哲学传统相契合，对内是诸宗融合，对外则圆融世法，和谐无争。证严法师创办于1966年的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已经在47个国家设有分支会或联络处，援助超过71个国家和地区，会员不乏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徒等其他宗教、种族的志愿者，践行圆融思想，推动了“佛法人间化”的事业。

信息化时代，形形色色的宗教走向世俗社会，人们可以自主比较和自由选择。各大宗教及教派为争取信众，或重新自身定位，或开发新的理念与产品。信息化使有竞争力的宗教走向全球化成为可能，同时也必将孕育出了一批新型宗教。

3.1崇拜、服从将逐步转变为文化引导

    人类对知识认识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是宗教产生的前提之一。在此意义上，宗教提供了人类应对不确定性的一些制度功能：一是为不确定性的存在提供合理解释依据；二是减少人类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所产生的恐惧感；三是通过将不确定性交给神圣世界而为人类自身寻求了一种解脱，减轻了人类自身寻求确定性的压力。

    信仰有信心瞻仰之意。宗教信仰是宗教的灵魂。传统的宗教信仰关注彼岸世界，以神圣的崇拜为前提。宗教借助神灵的威名实行绝对控制和绝对服从。以规范化、制度化的宗教组织、礼仪与行为戒律培养信徒的遵从意识。信徒在宗教信仰中寻求人生价值、超越解脱和“终极关怀”，表现为极度信服和尊重，义无反顾的崇拜、赞同、服从和绝对依附。信徒在对“终极”、“神圣”、“永恒”的追求和期盼中获得整个生命的支柱。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宗教并没有消亡，其原因人的需求有两个维度：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于人类社会的精神需求仍然有着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马斯洛也认为，人“需要一种宗教或宗教的代用品作为赖以生存的基础，就像在同样意义上，人需要阳光、钙和空气一样。”

    在现代社会，宗教伦理提供了一套评价社会行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道德成为宗教的核心。基于信念与价值观的文化引导和道德规范成为现代宗教的感召力量。人们在宗教文化践行中体悟到人生的尊严和神圣，满足了人的发挥潜能、自我实现的高层次需求。宗教文化提供了一套独特的个人心理调适和社会凝聚、整合的机制体系。

3.2多元文化趋势消解宗教冲突

     宗教发展史表明，宗教文化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当前存在的宗教高级形态都是在不断吸收其他宗教的合理成分之后得到发展和完善的，相互之间包含了丰富的宗教共性成分。尽管任何一种宗教都是充满个性的宗教，但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平台上，宗教作为特殊的文化存在形态，没有优劣之分，都是平等共存的，过于强调个性成分不可避免的会引发宗教排斥、冲突，但仅仅依靠硬实力的竞争或冲突并无法成为化解矛盾的有效方法，宗教冲突并无法消灭已经建立起来的宗教伦理价值体系，而是刺激了文化的内部变革，一种文明包容或消解另一种文明源于文化软实力的应对或失衡。

      在多元文化发展趋势下，各种文化之间时刻不停地进行着相互交流与磨合，信息文明的开放观、分享观也为不同宗教文化展。                                       现“善”的共性内涵提供了机遇与环境。尽管宗教文化的个性成份在交流过程会产生偶然的冲突和碰撞，但作为宗教文化主体的共性和良性基因必然求同存异，将不同类型的宗教文化融入互动、融合、应对、创新、共存的多元文化主流，而逐渐消解宗教冲突。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宗教文化之间交往互动、失衡平衡的新陈代谢，最终是以本土主流文化为根基，吸纳外来文化因素而形成当今多元宗教文化和谐共生的状态，并成为社会进步的持续推动力之一。构建更具开放性的宗教文化实践共同体，已经成为人类宗教文化进步的趋势。

3.3世界文明逐步走向融合

世界文明是一个逐渐生成的过程，每种文明都存在形成、上升、鼎盛和衰落的阶段，文明之间汇集、交流、竞争的不同实践过程成就了当前多元的世界文明形态，“刺激—应对”范式是文明变迁的源动力。世界文明与民族文明之间的关系就反映了人类文明进步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双重特征。各民族文明都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独特的贡献。人类对于高级文明的共同向往与多元文明的融合创新，推动文明的发展。中华文明作为不断变易、从未中断的文化形态始终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其中，禅“众缘和合”的融合思维观作为独特的文化基因，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普遍联系整体观和系统观的认知模式、协同观与和谐观的文化理念、一种能量聚集转化的方式，对于西方文化的还原主义哲学能起到很好的补充和纠偏作用；禅“众生平等”、“众生是佛”的思想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所契合。

     信息文明颠覆了工业文明的生产要素的同时，重构了人性的假设和资源稀缺的假设，亦必然颠覆意识形态的对立关系，未来的世界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博弈，消解纷争、融合发展是基本趋势，共生共存即是基本态势，也是不可改变的现实。世界文明在交往过程中必然完善自身文化价值体系，形成新文明共同体的澄明之境。